把遗址保护好 把研究做透彻 把故事讲精彩

让红山走向世界，辽宁必须打头阵

——专访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研究员

　　受访嘉宾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研究员

　　图表来自辽宁省博物馆“古代辽宁”展。 制图 董昌秋

　　本报记者 郭平 文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把遗址保护好，把研究做透彻，把故事讲精彩——这是辽宁面对红山文化应有的姿态，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责任。日前，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研究员接受本报专访，从牛河梁遗址出发，重新发现红山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从玉礼制系统到农业文明底色，从文化交流互鉴到申遗路径探索，他的讲述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讲好红山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有责任、有底气扛起这面文化大旗。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一间办公室里，一部厚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被摆放在醒目位置。这部报告凝聚着几代考古人的心血，也见证了辽宁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研究员在此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从牛河梁遗址出发，系统阐释了红山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他深入解读了红山文化的遗产保护与申遗路径，强调牛河梁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最高等级遗存的核心地位；辨析了红山文化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剖析了玉器、彩陶的独特工艺与礼制内涵；并梳理了红山文化与仰韶、凌家滩等文化的深度交流。他还就辽宁如何做好红山文化申遗、遗址保护与故事传播提出了一系列系统建议。

　　起点，在辽宁

　　辽宁日报： 走进中国考古博物馆，“辽宁元素”无处不在。牛河梁的玉器，几乎成了中华文明溯源展的“标配”。为什么讲好中国故事，必须从牛河梁讲起？

　　刘国祥： 中国考古博物馆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深度合作，专门从辽宁借展了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竹节形器、斜口筒形玉器、玉镯，还有查海遗址的玉玦、玉匕、玉管等。如此重视辽宁文物，是因为红山文化的核心资料、最高规格的遗存，全部集中在辽宁朝阳牛河梁。

　　在牛河梁，目前发现了规模最大、布局最规整、等级最分明的埋葬与祭祀中心。更重要的是，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全部来自科学考古发掘，层位清晰、组合明确，第二地点二号冢1号墓、第十六地点4号墓等王级墓葬，在红山文化其他区域未曾发现。这是辽宁独有的考古资源，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重要证据。

　　苏秉琦先生曾说，红山文化女神头像，既是红山人心中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讲好辽宁故事，首先要讲好牛河梁。

　　农业，是底色

　　辽宁日报： 学界对红山文化经济形态存在争议。您为什么坚持“以发达的农业经济为主”？

　　刘国祥：这个争议，关乎对红山文明高度的判断。我认为，红山文化以发达的粟黍农业为主，渔猎为重要补充。理由有四：第一，牛河梁三环石坛，学界公认是最早的“盖天图”，其核心功能是观察农时——没有发达的农业，无须如此精密的天文观测。第二，红山文化石器生产工具完备：石耜、双孔石刀、磨盘、磨棒，掘土、收割、加工，全套齐备，这是农业经济的直接证据。第三，红山文化晚期遗址数量激增、人口显著增长，玉雕、彩陶等手工业生产高度专业化，社会分工分化明显——这一切必须以稳定的农业剩余为物质支撑。第四，辽西地区当时自然条件优于现在，渔猎作为补充资源确凿存在，但绝非主导。辽宁红山文化的农业文明与良渚文化的稻作文明双峰并峙，共同撑起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早期版图。

　　玉器，是灵魂

　　辽宁日报： 我们在中国考古博物馆新近推出的 “玉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玉器展”中，频频看到辽宁出土的红山玉器。它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工艺价值与文化内涵？为什么说它是红山文化的“灵魂”？

　　刘国祥： 玉器是红山文化最核心的特征，而红山玉器的精华尽在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继承自兴隆洼文化，但工艺飞跃、器形丰富。动物造型玉器在同期文化中独树一帜：龟、鳖、玉蚕，惟妙惟肖。第五地点一号冢1号大墓出土的玉鳖，被学界公认为“中华玉鳖”的典型代表。

　　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华龙的本源，分C形龙和玉猪龙两类。玉猪龙的造型直接影响了商周玉龙风格；C形龙背有鬣、额顶和下颌有网格纹，在战国楚地龙凤玉器上仍有传承，绵延两千年。红山文化玉器分为五大类：装饰类、人物类、动物类、工具类、祭祀礼仪类。其中勾云形玉器最具神秘色彩。它并非模仿动物，我更倾向于认为它与红山文化先民的宇宙观有关，C形龙的勾角可能是表达对“腾飞”“运动”的原始理解。尤为重要的是，红山文化玉器全部为墓主人生前使用，其种类、数量、组合直接反映等级差异。考古发掘证明，红山文化晚期已形成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是辽宁考古对中华文明研究最大的贡献之一。

　　交流，很开放

　　辽宁日报： 牛河梁的陶器同样独特——无底筒形器、塔式器，均为祭祀专用。这种创造是孤立的，还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刘国祥： 红山文化是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但它从不封闭。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发生质变、进入文明时代，最显著的动因之一就是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彩陶在红山文化中完美呈现。但红山文化先民并非简单模仿：仰韶彩陶装饰于日用陶器，红山文化却将其用于祭祀，无底筒形器竖立积石冢边界，塔式器层层叠起，成批量、专业化生产。这是仰韶文化没有的功能创新，是辽宁先民智慧的体现。

　　更可贵的是，红山文化也向外输出。洛阳苏羊遗址出土的兽首装饰，与辽宁半拉山猪首高度一致；内蒙古元宝山出土的冠状玉器，造型与凌家滩文化同类器相似，玉料却是岫岩玉——这是辽宁红山文化吸收南方风格、本地再创造的实证。红山文化玉猪龙崇拜，直接影响了凌家滩文化的大型玉猪；良渚文化的龙形器，也留有红山印记。殷墟妇好墓、陕西韩城芮国墓、湖北叶家山西周墓葬，均出土过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这就是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位置。既是学习者也是输出者，既是源头也是桥梁。

　　申遗，补短板

　　辽宁日报： 讲好辽宁故事，离不开红山文化遗址的保护与申遗。当前牛河梁遗址保护存在哪些短板？申遗工作应如何推进？

　　刘国祥： 我长期关注红山文化申遗进展。牛河梁遗址的价值毋庸置疑，但要走向世界，必须补齐四块短板：第一，发掘必须精细化。牛河梁以石砌建筑为主，遗址一旦揭开极易风化损毁。必须全程运用数字化手段，三维记录、永久留存，这是对历史负责。第二，多学科综合研究必须跟上。仅靠传统考古不够，要引入地质学、植物学、同位素分析等，全方位提取信息。第三，重点墓葬保护刻不容缓。第五地点一号冢1号墓、第十六地点4号墓，两座保存完好的王级大墓至今仍处回填状态，没有有效展示。必须借鉴第二地点保护经验，实现保护与展示一体化。第四，安全防范必须置于首位。红山文化遗址一直是盗掘目标，技防人防要双升级。

　　良渚申遗成功，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但“北红山、南良渚”，缺了红山，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图景就不完整。良渚代表稻作文明，红山代表粟作文明，二者结合才是完整的早期中国。辽宁要充分借鉴良渚经验：把遗址保护好，把研究做透彻，把故事讲精彩。

　　让红山文化，赢得世界应有的尊重。

　　词条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以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7000年-5000年。辽宁地区的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距今约6000年-5000年。以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共存为特征，玉器发达且具浓郁的地域特色。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源头之一，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红山文化的重要地位，体现在其成熟的文明形态上。它形成了独特的“坛庙冢”祭祀体系和玉礼器系统，出土玉猪龙等精美玉器，彰显了“以玉为尊”的等级规范，标志着区域性原始国家雏形的出现，印证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红山文化对周边及后世文化的影响深远且广泛。在同期交流中，它与仰韶文化双向互动，其玉礼器工艺传入中原，洛阳苏羊遗址出土的兽首石雕带有红山文化风格；同时吸收仰韶彩陶技艺，丰富自身器物类型。它还辐射大汶口、凌家滩等文化。

　　红山文化作为连接北方与中原的文化桥梁，推动了文明交融，其兼容并蓄的特质，成为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重要基因。

　　本报记者 王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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