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筠

　　提示

　　明代读书人是什么模样？是致仕归隐却心系天下的“乡先生”，还是臧否清谈却在朋党倾轧中进退失据的士大夫？这些刻板的印象，在陈宝良《斯文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中有了一次全面而有力的廓清。本书以宏阔的史观、生动的笔触，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公元14世纪至17世纪中华“知识图景”的重要画卷。

　　本书可谓是陈宝良近40年学术积累的精心结撰。他以“斯文”嬗变为主线索，将目光从朝堂、书院投向市井、作坊，从而重塑了我们对明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固化认知。全书在历史思辨与细腻描摹之间找到了恰切的平衡点，既是一部严谨的断代社会史研究力作，也是一册供读者细细品读的晚明人物志。

　　本书创新性地提出了明代从“士大夫社会”走向“知识人社会”的关键断制。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斯文”仿佛是垄断在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大夫手中的“道统”特权。陈宝良指出，明代中期以降，斯文传承的担当者进一步泛化，不再局限于儒家学者，知识权力向掌握各类专业技能的群体分散。在书中，一个多元、生动且充满活力的“知识人”生态场域，被分为了八种典型的切片加以解剖：一是致仕归乡、教化桑梓的“乡先生”；二是严苛砥砺、践行理学教条的“道学先生”；三是借诗酒文章抒发性灵的“骚人墨客”；四是好名邀誉、疏离官场的风流“名士”；五是亦贾亦儒、贾而好儒的“商士”；六是游心于物、格物致知的“工匠”；七是悬壶济世、医儒合流的“儒医”；八是深锁闺中却才情绝代的女性知识人。通过这些身份各异的“画像”，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在晚明，“知识”不仅仅意味着四书五经，它已经拓展至百工技艺、经商理财等广阔领域。文化权力不再是少数庙堂之士的禁脔，而是一点点浸润到了民间与专业领域。

　　第五章对“商士”的描绘，堪称全书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在传统的偏见里，商人往往被认为是重利轻义的，然而本书通过丰富的史料表明，晚明出现了大规模的“弃儒从商”与“商而好儒”现象。这些“商贾知识人”不仅具备雄厚的财力，更在经商的云游中积累了深厚的地理、算术与世俗之知。他们崇儒好文，不仅重塑了自身的阶层形象，更通过刊刻书籍等方式，构成了推动晚明文化繁荣的一支重要经济与社会力量。

　　陈宝良并未满足于罗列八类知识人的形象，而是透过群像的缝隙，洞见了明季文化体系的整体性转型帷幕的徐徐拉开。当理学家在书院建构庞大的道德心学体系时，中晚明的街头巷尾，日用民生之道正在悄然兴起，成为另一种更加生动活泼的学问。与西方近代科学兴起的路径不同，明代很多知识的进步并非源自贵族空想或纯学院派的推导，而是由工匠在“游于艺”的长期实践中触类旁通，或由医生在对症下药的临床中破旧立新。这种从“形而上之思”向“形而下之术”的滑移，让整个社会的知识基座变得更加厚重、务实而多元。这些由“术”见“道”的普通人，正是被正史遗忘的幕后推动者，而陈宝良将他们郑重地请回了历史的前台。

　　在本书的描述中，“斯文”不再是皇帝特许或科举认证的特权体系。当一位名医通过医术获得跨越阶级的社会声望，当一位布衣文人通过出版书籍引领一时的风尚，“道统”便悄然发生了移位。代表民间的、鲜活的“文化权力”，开始与僵化的行政权力构成一种并行甚至对峙的奇妙格局。这恰恰是晚明社会“活力”与“多样性”的根源之一，也是理学禁锢之下依然能开出个性解放、思想争鸣花朵的底层密码。

　　陈宝良素来以扎实浑厚的史料功底见长，在本书中，他展现出了同样的风范，同时又有一种自觉的文体拓新意识。他既从官方正史里构架筋骨，又从不厌弃散落在明人笔记、日记乃至小说中的血肉细节。这种“全景与切片”并置的手法，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洞，又超越了碎片化的俚俗猎奇。

　　全书文字洗练却饱含趣味，不故弄玄虚，不以艰涩文饰浅陋。如写商贾之勤勉、医家之济世、名士之落寞，往往只消数十字，便让一位湮没于故纸堆中的古人形象呼之欲出，颇得明代小品文与笔记小说的白描神韵。这种史笔，使人读来不觉得枯燥，反而有一种读《世说新语》般随时有发现的乐趣。

　　陈宝良为我们勾勒出了一批最早具备“现代”雏形的知识灵魂。他们告诉我们，在历史的关键转折点，“读书人”不仅是坐而论道的旁观者，也是以行走、制造、经商、行医乃至恋爱、吟唱来介入世界的主体。

责编：杨金凤
审核：叶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