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宫到故宫

——作家祝勇的精神返乡之旅

　　一本书，开启了一场两个故宫间跨越时空的对话。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刘臣君

　　看点

　　从沈阳故宫的童年奔跑，到北京故宫的职业深耕，作家祝勇用半生时光完成了一场跨越地理与心灵的“故宫之旅”。在最新作品《从故宫到故宫：我的阅读写作史》中，他将个人记忆与文明传承融汇一体，以独特的文学视角叩问历史、解读文物，展现了一位写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情守望。

　　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际，祝勇回到故乡，在这座他“从小跑到大”的宫殿里，与本报记者展开了一场关于阅读、写作与生命归属的对话。

　　连接两个故宫的纽带

　　本报记者：书名《从故宫到故宫：我的阅读写作史》，为什么书写两个故宫？它们分别代表什么？

　　祝勇：前一个故宫是沈阳故宫，后一个故宫是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是我的起点，代表的是我的故乡，那里是我生命和写作事业起步的地方；北京故宫不是终点，而是一个阶段性的节点，代表的是中华文明的浩大与渊深，值得我把自己的写作生命奉献给它。

　　本报记者：在书中您写到了童年在沈阳故宫奔跑的记忆，一座宫殿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祝勇：没上学的时候，我妈经常带我去故宫，从来没进去过，就在外边转悠转悠。但这种感性会扎根在我的精神当中，深埋在我的身体里，对它一直有着一种亲近感和强大的兴趣。

　　两个故宫之间的联系，对我来说，是情感和血缘的联系。我在北京故宫会回望沈阳故宫，在沈阳故宫也会想到北京故宫。不知不觉中，我自己就成了连接这两个故宫的一条纽带。

　　本报记者：这本新书发布会在沈阳故宫举行，对您有着怎样的意义？

　　祝勇：在别的地方不可能这么对应这本书的主题。恰逢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可以说，这场发布会是跨越时空的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的对话。

　　因为热爱所以写作

　　本报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决定写这本书？

　　祝勇：几年前就有了这个想法。零零散散写文章，慢慢写得多了，觉得可以成一本书。

　　我写作完全是因为热爱，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许多人下海，写作成了冷门职业，我依然坚持了下来。

　　本报记者：这本书的内容是如何从散乱开始聚焦的？

　　祝勇：开始写得比较散乱，我把有意思的、值得纪念的事都写进去了。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就扣着“阅读和写作”来书写，把其他的杂乱内容全部去掉。

　　本报记者：您在书中写到大学毕业第一年在宁波基层锻炼时，戴着手套写作的经历，那段日子一定很难忘。

　　祝勇：1990年我大学毕业，第一年要到基层锻炼。宁波的冬天非常冷，当地人告诉我，来的第一年一定要戴手套，因为手很容易生冻疮。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在纸上写。我戴着手套，拿着钢笔，一个字写那么大，一页稿纸写不了几个字，一篇文章用很厚的稿纸，但依然在坚持写。

　　写作生涯中的三次质变

　　本报记者：您从事写作的30多年里，有没有感受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祝勇：我读中学时就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一直都没变过。但我的写作不愿意停留在舒适区。比如写过《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我就不愿意再写“在故宫寻找黄庭坚”等类似题材，我一直想尝试新的东西。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经历过几次质变。第一次是写《旧宫殿》，那是我第一次以故宫为主题写一本书，方法上是全新的，有探索性的，当时我还没到故宫工作。

　　第二次质变发生在十年后，那时我已经到故宫工作，大量接触故宫文物。我在《十月》杂志开了专栏《故宫的风花雪月》，后来又有了《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这一系列。

　　第三次质变又过了将近十年——我写《国宝》，长篇历史小说，三卷本，80余万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此规模宏大的小说最后完成了，这是一个质变。

　　本报记者：在您众多的作品中，这本书于您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祝勇：我的写作进行了30多年了，写完这本书，我觉得需要停下回望一下。就好像爬山，虽然没到峰顶，但需要稍微歇个脚，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回望一下，反思一下，总结一下，再向更高的山峰攀登。

　　可以这么说，我写故宫既是为自己写作，出于自身的热爱，同时也回应了时代的课题。个人的选择迎合了历史大趋势，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责编：刘 新
审核：叶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