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文以载道”和“诗言志”，在中国是古老且得人心的命题，反过来说，文可以抒情言志，诗也可以涉及道理。只不过前者成功的很多，后者却困难重重。

　　前人也曾尝试过直接以诗来载道，较早出现的是载道家之道、玄学家之道，此即所谓玄言诗，在魏末两晋风靡一时。哲学讲义式的玄言诗后来遭到严重的批评，刘勰写道：“自中朝（按指西晋）贵玄……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按指《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按指《庄子》）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钟嵘更严厉地批判道：“永嘉（按此是西晋末年的一个年号）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玄言诗领军人物孙绰、许询在《诗品》中均被毫不客气地列入下品。

　　既然玄学家将玄理入诗，儒家门徒也将儒家之道写到诗里来，同样不能成功。西晋的傅咸（字长虞，239年～294年）曾以七部儒家经典为题，直接用那些经典中的句子或略加改造写成所谓四言诗，例如《论语诗》其二云：“克己复礼，学优则仕。富贵在天，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后已。”

　　这同诗歌有什么相干呢？这种毛病，前人称为“理障”。

　　按照玄学的基本理论，世界上的纷纭万物、社会生活都是“末”，抽象的根源才是“本”。诗歌要直探本源，自无须在种种细枝末节上纠缠，直接体认本体才好，这样就切断了诗歌与生活之源的联系，钝化了诗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生活的审美感，必将导致诗歌濒于衰歇。而人间的正道恰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艺术有留恋个别特殊事物的倾向。”“从诗的掌握和创作的角度来看，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细节都有独立的兴趣和生动性，所以诗总是喜欢在个别特殊事物上低回往复，流连不舍……比起追求断语和结论的知解力来，诗的前进步伐要迟缓些。”（《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32页）

　　同样的道理，儒家先贤的那些断语和结论也是不宜直接进入诗歌的。单靠知解力亦即纯理性的哲学来立足必然背离诗歌的本质。纯文学的诗决不急于达成断语和结论，它总是在玩味形象和细节，在这些生动具体的东西上寄托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不过玄言诗也并非绝对消极的东西。玄言诗对儒家“诗教”曾经形成有力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解除思想禁忌，在艺术方面它对当时和后来诗歌的发展也曾带来过某种意外而有益的营养。例如，山水诗的兴起与玄言诗关系很大：玄言诗中已具有描写山水的成分，诗人借山水此以悟道，当陈陈相因的庄、老玄虚之论分量减少以后，山水就作为诗的主体凸显出来，此即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后来赵宋以后的诗评家大讲所谓“理趣”而反对“理障”，也与深刻地总结了玄言诗的成败得失有关。

　　当诗人们留恋个别特殊事物，于低回往复，流连不舍之际，有时也可能忽然“悟道”，在诗歌里提到或暗示一下这种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源于生活之本的“道”，这并没有什么害处，相反还能给人带来启示和愉悦。这就是所谓“理趣”，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朱熹的《春日》就是很好的例子。

　　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并非干巴巴地直接说理，也非从书本中抄来，而是从实际生活、从具体的个别事物出发，由实而虚，自己悟出道理来。没有自己的兴趣和体悟，再好的道理同诗歌也是不相干的。

责编：刘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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