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创作研讨会在大连举办

在乡土变迁中书写人的精神成长

　　在孙惠芬与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主题研讨会上，2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乡土文学如何书写人心深处的变化。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吴丹

　　内容提要

　　从萧红笔下呼兰河的悲凉，到孙惠芬对辽南乡野的凝视,东北这片黑土地持续为中国当代文学输送着独特的审美经验与精神血脉。

　　6月12日，大连棒棰岛。由辽宁省作家协会、大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孙惠芬与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汇聚了全国20余位顶尖文学评论家、专家、学者。这是对中国乡土文学在当下所面临的共同课题的集体作答：在乡土变迁的背景下，文学如何抵达最深邃的场域——人的精神世界？

　　与会者达成的共识是：孙惠芬40余年的创作，正是朝着这一方向持续掘进的过程。她从描绘乡村的外部变迁起步，用一部又一部作品证明，真正的乡土文学，必须是一场关于“人心深处褶皱”的书写。

　　从描摹变迁到直视内心风暴

　　梳理孙惠芬的创作，一条从外部走向内部的深化路径清晰可见。

　　1982年，孙惠芬处女作《静坐喜床》的发表，标志着一个辽南女儿执笔为故乡作传的开端。此后，《歇马山庄》让她在文坛崭露头角。这部作品以细腻而有力的笔触，记录了城镇化浪潮初起时，歇马山庄里传统秩序的松动与新旧伦理的冲撞。她笔下的乡村，不是田园牧歌，而是新旧交替、人心浮动的活态现场。

　　之后，《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生死十日谈》等作品相继问世，孙惠芬的创作完成了重要而自觉的艺术转向。“从《上塘书》开始，她将村庄升格为小说核心的叙述整体，以全景式的描述为辽南乡土注入精神力量。《吉宽的马车》叙述的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身份错位，描写了精神与心灵的困境，《生死十日谈》则深挖乡村社会更为隐秘的内心隐痛。近几年的创作中，《寻找张展》和《紫山》两部作品进一步拓宽了她的创作边界和艺术维度。她对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叙事方式作出创新，始终聚焦普通个体的灵魂风暴与精神成长，跳出了传统乡土文学的局限，构建起新的乡土文学体系。”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如此评价。

　　“孙惠芬的写作是内嵌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指出了她的特质，“她不像一般作家那样聚焦社会现象，而是写人，明显是向内走。”这种写作姿态，使她从一开始就与许多同题材作家区别开来。她关心的是：当乡村的熟人体系被现代发展冲击，当农民离开土地奔赴城镇，人的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认为，孙惠芬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辽南独有的自然风貌和传统的人文气质构成了其写作的稳固地基，她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写出了乡土文化中的人物变化，是辽南乡村数十年变迁的一个记录，也是乡土人物心灵求索的一部文学史诗。在当代乡土文学处于不断变革的形势下，这样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多位与会者注意到，孙惠芬的创作经历了向内掘进的转型。她不再满足于讲述一个完整的乡村故事，而是开始拆解故事，潜入人物的内心。这使得其笔下的人物，不再是时代潮流的被动承受者，而是拥有复杂内心宇宙的独立个体。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岳雯所提到的，从写“关系中的人”到写“心灵中的人”，是孙惠芬创作中的一个关键转变。《生死十日谈》之后，孙惠芬的写作不再囿于具体的关系。人仍在关系中，但思考的是一个更大的命题，开始从心灵更高的角度、从生死的角度看待每一个人。

　　用30年勘探人性深度

　　如果说孙惠芬的创作是一场持续40年对当代中国乡土精神脉络的探索，那么长篇小说《紫山》无疑是凝聚乡土生活积淀打造的突破之作。作品以小见大，承载了30年的岁月变迁，于人性幽微之处展开深入解剖，精准叩问新时代农民群体的精神内核。这部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胆识，收获业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成为辽宁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的标杆之作，也为全国乡土文学提供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辽宁经验和样板。

　　小说讲述了一个因道德禁忌而引发的罪与罚、沉沦与救赎的故事。但孙惠芬的叙述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叙事惯例。《紫山》最引人注目的结构创新，是“上卷3天，下卷30年”的时空分割。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张学昕对此高度评价：“这是一种时空的对撞，具有极强的创新性。上卷用一瞬解释一生，下卷用一生托举一瞬，张力拉满。”上卷集中于三天两夜，是浓缩的现实，在逼仄的空间里，让背上负罪感的男女主人公与垂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即时性的冲突；下卷则用30年的漫长跨度，书写他们如何走出精神泥沼，各自救赎，最终与自我和解。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认为，小说在处理道德与人性的复杂关系时展现了巨大的张力，最终指向了一种对人性的哀怜与悲悯，从而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评判。

　　“也对，也不对”——这句疯嫂子的口头禅，被多位专家视为解读《紫山》精神内核的钥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贺绍俊认为，孙惠芬虽没有站在伦理的立场来一味维护伦理的合法性，但也不会偏激地将爱情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否定伦理在现实中的作用，她只能采取一种妥协的方式，这就有了小说中的“也对，也不对”，“也对，也不对”是人们难以摆脱的命运，也是人生普遍的真相。

　　《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指出，《紫山》写出了中国乡村在转型过程中的故事，虽然写的是个体，但也是现代中国社会共同存在的场域。“里面有熟悉的中国传统乡村秩序，还有现代人的情感，那句‘也对，也不对’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在现代体系里可能对，在传统体系里可能不对，所以是互相矛盾的。孙惠芬着笔于发生在辽南本土的故事，把核心的矛盾呈现出来，因此说这是一部能够代表中国人情感的优秀作品。”

　　与会者一致认为，孙惠芬着力塑造独立的乡土女性形象，构建起女性的精神主体性。其创作细腻展现了传统伦理与现代观念碰撞下，个体完成精神反省和蜕变的完整过程，深刻诠释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成长之路。《文艺报》总编辑刘颋指出，“孙惠芬作品中女性主体性的建构，集中体现在以冷小环为代表的女性身上。冷小环集女儿、妻子、母亲等多重身份于一身，通过这一人物的轨迹变迁，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女性如何在残破人生中孜孜不倦地建立并坚守自身的主体性。这一形象体现了孙惠芬始终如一的叙事立场，跳出了传统乡村女性顺从的刻板人生，成为一个现代乡土女性的典型形象。”

　　不仅书写故乡，更重构原乡

　　一位作家，一方水土，40年笔耕不辍。孙惠芬用她的全部创作证明，辽南这片土地不仅生长玉米和高粱，也生长深刻而坚韧的灵魂。她从《歇马山庄》出发，最终攀上了属于自己也属于中国乡土文学的“紫山”。

　　歇马山庄、青堆子……这些真实的地名因孙惠芬的书写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通过文学的方式体现了一个地域的精神坐标。作为孙惠芬的同乡，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的感受尤为深切。他认为孙惠芬的创作体现了永不枯竭的故乡思维，“这个思维，我觉得是一种毛茸茸的、充满了情感的东西。孙惠芬的创作始终都保持着这样一种联系，一种血脉相通。她不仅是书写故乡，更是用她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重新创造了一个文学上的故乡，这个故乡来源于辽南大地，也超越了辽南大地。”周立民的话，道出了文学对于一个地域文化建构的独特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则系统梳理了孙惠芬创作中的“变与不变”。他认为，孙惠芬一直保有朴拙的叙事特点，这种诚实的语言风格，与她所书写的厚重土地形成了完美的同构。

　　乡土是文学的根脉，时代是创作的源泉，火热的现实生活为乡土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土壤，也是一种深情的召唤。如何在快速进程中记录普通人的命运与情感，是每位作家需要回答的课题。作为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作家研讨会，也是一次深入探讨中国乡土文学在新时代如何转型突破的学术聚会，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推动乡土文学如何更好地回应时代的呼唤。一些与会者在发言中也提到了当前乡土题材创作的普遍短板，有的作家对乡土文学变迁理解有偏差，没有专注人的精神和灵魂，而是外在的题材。“我们希望有更多精神深入、体现思想高度及艺术高度，能配得上乡村巨变的作品，在这方面，中国当代作家任重而道远。”吴义勤说。

　　真正的巨变，首先发生在人的内心。当传统伦理遭遇现代欲望的冲击，当熟人社会的温情与舆论暴力并存，当农民在城乡之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与精神漂泊……这些看不见的灵魂风暴，是书写者需要深耕的富矿。

　　心中敞亮，才能望见紫山。这既是孙惠芬给予她笔下人物的慈悲，也是她给予这个时代的文学箴言。在众声喧哗中，她的写作始终保持着一种沉静而有力的向内凝视。这种凝视，让她的作品超越了具体的地域与时代，拥有了勘探人类普遍精神困境的文学品质。对同行者而言，孙惠芬的创作路径无疑是一盏值得凝视的灯火：它照亮的方向，始终指向人的内心深处。因为，一切的巨变，最终都要在那里找到回响。

责编：杨金凤
审核：叶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