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孙惠芬，1961年出生于辽南农村，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曹雪芹长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寻找张展》分别入围第六届、第七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童话《多年蚁后》获2022年桂冠童书奖和中国寓言文学第七届金骆驼奖·白金奖。部分作品介译日语、法语、蒙语、英语、西班牙语等。

　　本报记者 吴丹

　　孙惠芬始终将目光锚定于辽南乡村的土地与人群。从农民到文化馆创作员，再到《海燕》杂志编辑，最后成为专业作家，她的写作不曾离开过故乡。借研讨会召开之际，本报记者对话孙惠芬，听听她对文学创作与乡土变迁关系的思考。

　　本报记者：您曾说是辽南乡村的“沟沟岔岔”给了您无数的故事。能否具体讲讲，这片土地在您生命和写作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孙惠芬：辽南乡村的沟沟岔岔，是我永远读不完的一本大书，40多年来，我在这本大书里，读到了乡村人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矛盾和痛苦，这里有我写作取之不尽的营养和不断升华的动力。

　　本报记者：从“歇马山庄”到“上塘”再到“紫山”，您用文字为辽南大地命名，也让这些地名有了文学的灵魂。在您看来，一个作家和他的故乡之间，最理想的关系是什么？

　　孙惠芬：在我这里，作家与故乡最理想的关系，是持久的凝视、倾听、身心都在其中的体悟和磨砺。

　　本报记者：您的作品中始终活跃着大量的乡村女性形象，您如何看待笔下这些女性人物的成长轨迹？

　　孙惠芬：对女性的关注，跟我出生在大家庭里有关。我父亲不到50岁就双目失明，奶奶和母亲掌管着家庭生活，3个哥哥又都在镇上工作，到他们结婚，我的视线里全是女人。当有一天我也结婚了，像奶奶母亲嫂子们一样移苗栽种，体会到灵魂漂泊的痛苦，我对女性由婚姻关系衍生出来的情感苦难，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本报记者：从早期的城乡矛盾书写，到《紫山》深入罪与罚、救赎与超越，您始终在往“人”的内心深处走。您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乡土作家要写出“人的精神变化”，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孙惠芬：最大的难点，在于我们是否真的了解乡村人的精神世界。站在乡村的外部和深入乡村内部，感受会完全不同。多年来，我无数次深入辽南乡村，获得大量鲜活生动的素材，《紫山》小说里好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当我站在乡村内部，感受到精神的超越是人性的普遍存在，我才真正触摸到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人心的剧变。

　　本报记者：《紫山》里的汤犁夫和冷小环“没有选择出走”，而是“通过道德的力量达成与社会的和解”。这与西方文学中常见的“出走式救赎”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您觉得，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人，他们的精神解脱之路，是否天然带有某种“向内求”？

　　孙惠芬：向内求，是中国古老文化智慧的核心，在我生活的辽南乡村，人们深陷迷茫、经历苦难，往往会向上苍发出呐喊、追问：老天啊，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无数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他们如此追问因果，并没有下文，但你却能感受到他们沉默在虚空中的省思和忏悔。汤犁夫和冷小环就是在这种追问中走上向内求的救赎之路。对于世界文学来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独特经验，但小说主人公与生活和解的文化源头，确实来自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很多评论家都谈到了您的“心理现实主义”笔法。《紫山》上卷用“3天”的濒死时间展开3个人的心理空间，下卷用“30年”描摹命运的起落。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近乎“极致”的叙事方式？在您看来，要抵达人物的精神深处，结构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内容？

　　孙惠芬：结构当然是内容的一部分，小说灵感降临之时，就因为它指向了3个人的3天和两个人的30年，我才有了创作的冲动。当上卷有了时空的压缩，下卷有了时空的放达，叙述张力的挑战就格外令人着迷。

　　本报记者：这次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评论家对您40年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时隔8个月，从北京研讨会到大连研讨会，在家乡举办这样一场系统梳理您创作脉络的会议，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感触？

　　孙惠芬：非常感动也非常惭愧。感动各位专家、学者、评论家对我40年创作的肯定和厚爱，惭愧自己没有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正因为如此，对我以后的创作，是一次极大的激励。通过对故土的书写，我经历了出走与还乡，各位老师给了我光亮，从故土出发，我也不断地学习和吸收各位老师的文学伦理与创作思想，并成长起来。我愿意以今天为新的起点，坚持不断地向伟大的经典学习，向人类精神世界更深处探寻，努力写出无愧于家乡、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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