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路唐墓出土的陶俑。

　　男辫发石俑。

　　本报记者 郭平 文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走进辽宁省博物馆“古代辽宁”隋唐展区，一批出土于朝阳地区的唐代彩陶俑、釉陶俑列队而立。它们来自黄河路唐墓、孙则墓等几处高等级墓葬，包括武士俑、文吏俑、胡人骑驼俑、鼓吹仪仗俑等品类。千年之后，这些泥塑彩绘早已不是墓葬中沉寂的随葬品，而是一组生动的文化切片——每一件陶俑的眉眼、衣纹、姿态，都在讲述着唐代营州这座东北重镇的社会图景。

　　礼乐坐标

　　一套黄绿釉鼓吹仪仗俑格外引人注目。

　　11件陶俑各司其职，骑马击鼓、吹排箫、奏觱篥，队列整肃。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党委书记、研究馆员李新全介绍，这是唐代高阶官员才可使用的丧葬卤簿仪仗。此前，这类成套鼓吹仪仗俑仅在长安、洛阳两京核心区域集中出土，在辽西极为罕见。

　　它们的出现，意义远不止于填补考古空白。礼乐制度是中原王朝政治秩序的外化，仪仗的规格、排列、乐器组合皆有严格定制。这套鼓吹仪仗俑在辽西边地完整现身，说明唐代营州（今朝阳市）并非文化孤岛——中原的礼制体系已被完整承袭，礼乐文化已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深根。一座边城，在制度层面与千里之外的长安（今西安市）保持着高度同步。

　　与之呼应的是彩绘武士俑，通高近百厘米，怒目披甲，衣纹利落。武备与礼乐并置，恰是唐代边疆治理的一体两面：既有文治的秩序，也有武功的威慑。

　　四方人群

　　如果说鼓吹仪仗俑呈现的是制度的统一性，那么面貌各异的人物俑，则揭示了营州社会结构的丰富层次。

　　孙则墓出土的陶昆仑奴俑前，常有观众驻足良久。这件陶俑卷发蓬松、浓眉高鼻，上身袒露、斜披巾帛，双手握拳恭立。“昆仑”是唐代对南海一带族群的称谓。他们多沿海路进入唐境，在贵族府邸中服役生活。这件昆仑奴俑出现在千里之外的辽西墓葬中，说明南海族群的身影已进入营州的日常生活——唐代的“国际化”，不止于长安西市，也延伸到了东北边地。

　　更有意思的是两件辫发石俑，一男一女，独立展陈。男辫发石俑脑后垂长辫，右臂架鹰，手持铁挝；女俑脑后编辫垂背，腰间佩香囊与佩刀。李新全回忆，出土时两件石俑通体施彩，脸和手涂粉色，头发饰黑彩。文博专家姜念思考证后指出，这种保留前额头发、向后编辫的发式，属于粟末靺鞨。而他们的服饰——圆领长袍、玉带、尖头长靴——完全是中原规制。女俑双手置于胸前所行之礼，正是唐代流行的叉手礼。

　　发式存旧、服饰从唐——这是一组极为精微的文化符号。史料记载，内迁的靺鞨部族“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这两件石俑，正是这段历史的物证。一个族群主动接纳另一种服饰、另一种礼仪，其背后的文化认同与选择，比任何文字都更具说服力。

　　西域的胡商、南海的仆从、东北的靺鞨、中原的汉人——四类风貌迥异的陶塑遗存同台陈列，不是器物的堆砌，而是一幅真实的族群共居图景。李新全指出，墓中中原风格陶俑、西域风格泥塑、北方民族特征器物共存，反映安史之乱以前，朝阳地区是多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

　　文明底色

　　这些陶俑的价值，不在于工艺的精湛，而在于它们承载的文化信息。唐代的强盛，常被描述为疆域的辽阔与国力的雄厚。但真正让一个时代具有穿透力的，是它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能力。

　　在营州，中原的礼乐制度被完整复制，西域的商旅往来穿梭，东北的部族主动汉化，南海的族群远道而来。这些彩俑所凝固的，正是一个社会如何处理“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不是排斥，不是同化，而是共处。多元族群比邻而居，各安其位，共同构成了这座边城的日常。

　　相较于史书的简略记载，朝阳唐墓出土的彩陶俑以可视、可感的形态，填补了唐代辽西民族交融的细节空白。它们提醒着后人：大唐盛世的繁荣不仅局限于中原腹地，地处辽西的营州同样以开放的姿态汇聚四方。这些跨越千年的陶塑遗存，是辽宁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见证，更镌刻着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深厚底蕴。

责编：刘 新
审核：叶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