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前，沈阳城外柳条湖一声巨响，炸断了一段铁路，也炸开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战火。然而这声枪响在西方的二战叙事中，曾长期被当作“前奏”而非“起点”。

　　武汉大学教授张士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士伟用了数年时间，追踪一条隐秘而清晰的认知变迁轨迹——西方如何从忽视中国抗战，一步步走向承认1931年才是二战真正的开端。多年来，他像一位耐心的侦探，在西方学术出版物里收集“证词”，拼凑出一幅西方二战史观转变的完整图谱。

　　从1939到1931：一场迟到的“时间校准”

　　记者：在历史课本里，二战似乎是从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开始的。为什么您坚持要把时钟拨回到1931年？

　　张士伟：这不是我的“坚持”，而是事实本身的逻辑。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南满铁路，发动侵华战争。从那一刻起，日本法西斯既是中国的敌人，也是世界的敌人。美国著名记者、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曾于1931年底来东北考察，他在194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称，“我们最好记住1931年9月18日这个日子，因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开始！”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1948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同样说得非常直白——“如果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血腥时期指定一个开端，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除了时人判断，在国际实践方面同样如此。二战后期，在讨论法西斯国家战争罪行问题时，中国坚决要求将1931年9月18日作为追究“破坏和平罪”和常规战争罪的无可争议的起点，最终得到美英等盟国的赞同。

　　问题在于，这个判断在战后被冷战和西方中心论遮蔽了。西方学界长期以1939年9月德波战争作为二战起点，意味着1931年到1939年这整整八年里，中国和欧洲、非洲那些遭受侵略的国家所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被一笔抹消了。这公平吗？

　　记者：但这不只是学术概念之争吧？时间节点的背后，其实是谁被看见、谁被遮蔽的问题。

　　张士伟：对，这正是核心。英国军事史家利德尔·哈特1970年那本流传极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他一方面说二战起源于欧洲，另一方面论述中国战场时又写道：“从1931年起，日本人就入侵中国，图谋掌控这片广袤的土地，却深陷游击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除了放弃侵略政策，就只有坐以待亡。”塑造了西方二战叙事的丘吉尔二战回忆录中，同样大量存在此类矛盾。

　　既然日本是轴心国主要成员，中国战场是日本成败的关键，那中国战场怎么会与二战起源无关？这恰恰说明，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叙事逻辑不能自洽。离开九一八事变，二战的起源便不清不楚。一个学者的论述里如果存在这样的自相矛盾，恰恰说明真相在那里，只是他的偏见太过于严重。

　　从“看不见”到“绕不开”：西方学界的转身

　　记者：您的研究梳理了冷战后英美学界认知演变的过程。从“看不见中国”到承认“1931年是起点”，这条转变轨迹是怎样走出来的？

　　张士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就有学者强调应重视中国抗战。英国著名军事史家安德鲁·罗伯茨2009年发声，批评西方学界弱化中国战场地位，明确指出中国牵制了日本约一半军事力量，为盟军获胜作出“极具意义的贡献”。2011年，格拉斯哥大学的埃文·莫兹利更进一步，直接提出九一八事变是“国际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他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不过是已有全球冲突的一个“节点”而已。换句话说，在那之前战争早已开始了。

　　第二阶段，2015年《剑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问世，国际范围近80位学者参与。书中说，二战的“第一枪很可能是在1931年9月的奉天（今沈阳）附近打响的”。虽然还用了“很可能”这样留有余地的措辞，但已是一个明显进步。

　　第三阶段就是近年真正的突破。英国史家安德鲁·布坎南2019年出版的书，直接把“1931”写进了标题——这是西方世界第一部在标题中嵌入“1931年”的二战通史。他认为，传统叙事把二战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所引发的亚洲战争割裂开来，根本上是“美国的想象”。在他看来，只有确定1931年为起点，才能把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等一系列事件纳入全球冲突——它们是世界大战的构成要素，而非前奏。

　　记者：您还注意到美国学者泰迪·乌德里克斯和保罗·钱伯林以及英国学者理查德·奥弗里最新的著作，他们又往前走了多远？

　　张士伟：乌德里克斯2024年的书里，专门为九一八事变安排了整整五页篇幅。他把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与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希特勒执掌政权相提并论，认为这三件事共同促成了三国走向战争之路。钱伯林2025年更直接，称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导火索”。奥弗里作为西方二战史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他的观点更值得我们注意。从帝国战争的视角出发，奥弗里明确提出九一八事变就是二战的起点。至此可以说，在全球叙事的影响下，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二战始于日本1931年9月发动的侵华战争。

　　从“被书写”到“主动书写”：中国学术的进步

　　记者：您本身就是这套理论的实践者——您翻译了布坎南的著作，又在美国访学期间跟踪最新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张士伟：冷战后英美二战叙事经历了从传统研究到全球叙事的转变，从忽视中国抗战到重视中国抗战，提出1931年是起点，肯定中国的角色和牺牲，甚至用二战来解释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很大地进步。但坦率说，这还不够。

　　有一个现实障碍：大部分西方二战史研究者缺乏中文阅读能力，容易出现信息偏差。不少学者难以客观、完整地看待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现在仍有不少人把中国战场当作太平洋战场或美国远东战略的附属叙事，对中国抗战作为独立主战场的系统性分析不足。西方学界、舆论界存在“消耗论”“次要战场论”“外援决定论”等错误史观，这些不仅扭曲了二战历史真相，也淡化了中国的巨大牺牲。

　　记者：所以中国学者不能只是“被书写”的对象？

　　张士伟：对。在全球叙事成为主流之际，中国学者应该积极参与这一进程，把中国的二战史话语体系带入全球二战史书写中。具体说几个方面可以做：承办高水平二战史国际学术会议，主动设置议题；建立二战史专项外译扶持基金，把中国学者的成果翻译出去；创办面向国内外发行的二战史研究期刊，构建长效、平等的中外史学家对话机制。还有一点很重要——打通学术界通往国际公共历史叙事的通道，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讲述中国抗战故事，推动中国抗战贡献进入海外教科书、纪念馆、国际纪念活动，逐步重塑全球公众的二战集体记忆。

　　记者：回到九一八。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您觉得今天我们重新讨论九一八事变与二战起源，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张士伟：80多年过去了，西方学界终于开始拥抱约翰·鲍威尔和克伦斯基当年的观点。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历史真相不会被永远遮蔽，但也不会自动浮现——它需要有人去发掘、去论证、去讲述。

　　回望历史，九一八事变不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它点燃了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的第一场战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今天我们重新讨论它，不只是为了给历史正名，更是为了理解当下——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本身就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历史告诉我们，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越不能忘记那些代价。

责编：杨金凤
审核：叶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