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与‘九一八抗战’两字之差，绝非是词语选择，其背后是历史视角、政治立场和民族记忆建构的深刻碰撞。”

　　9月5日上午，在辽宁大学召开的九一八抗战爆发9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研部主任高建如是说。

　　高建在学术研讨会上为“九一八抗战”正名。

　　发言伊始，高建从辩证关系入手，区分了“九一八事变”与“九一八抗战”两个概念。她指出，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抗战起点的论述存在模糊之处，而“九一八事变”与“九一八抗战”两个概念有着本质区别。

　　高建进一步阐释了其中的辩证逻辑。她指出，“事变”与“抗战”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从矛盾的对立性来看，事变的表征是侵略与国难，抗战的表征是应对与奋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战争灾难，而九一八抗战则是中国人民面对侵略的必然回应。从矛盾的统一性来看，二者构成了14年抗战的整体史观——1931年9月18日，既是被迫承受的苦难，也是奋起反抗的起点；“事变”与“抗战”并存于同一个历史时空，“抗战”是事变直接引发的历史必然走向。在14年抗战理论框架下，这对矛盾实现了高度的统一。

　　高建特别强调，为“九一八抗战”正名，必须在两个方面澄清长期存在的误解。

　　第一个误解：关于北大营爱国官兵。长期以来，外界认为九一八事变当夜北大营守军毫无作为。然而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证实，在上级不抵抗命令下，爱国官兵的义愤与血性从未泯灭。在日军进犯过程中，爱国官兵从始至终进行了有效抗击，并给日军造成了一定伤亡。高建指出：“北大营爱国官兵的枪声证明，中国人民的武装抵抗始于1931年9月18日当夜。这次抵抗是‘九一八抗战’概念的史实支撑——它不是前奏，而是抗战正史的第一章。”

　　第二个误解：关于抵抗的判定标准。高建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共同参与的民族解放战争，界定其起点理应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而非取决于某一党派或政府的态度与行为。如果将标准局限于政府行为，就等于忽略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爱国官兵和东北民众的抗战。“爱国军民的抗战，无论是否得到政府授权，都是抗战。”有专家曾以“国民党政府未宣布抗战”来界定抗战起点，高建对此明确回应：民众的抗战同样是抗战，而且是抗战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高建最后阐述了确立“九一八抗战”概念的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是叙事主体的转换——从政府抗战史回归民族抗战史。将叙事主体从国民党政府转换到中华民族，抗战不是哪一届政府发动的，而是四万万人民在强权面前自发觉醒的产物。这种叙事重置揭示了历史的本质：抗战从“官方行为”还原为一场社会运动、民族运动，历史因此变得更厚重、更底层、更真实。

　　第二是叙事逻辑的转变——从“政府宣告—全员动员—同盟作战”的被动反应式叙事，转变为“侵略发生—民众自发抵抗—全国力量汇聚—民族最终胜利”的主动奋斗式叙事，让中国抗战史更接近历史真实，更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第三是国际视野的拓展——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确立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起点地位，为历史研究、爱国主义教育及国际话语权建构，树立坚实的学术和政治支撑。

　　高建表示，明确“九一八抗战”概念的最终意义在于三个“正名”：为东北先烈的斗争正名，为民族觉醒的时间正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起点正名。“这不仅是学术修正，更具有深刻的法理和政治意义。它向世界宣告：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先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比欧洲早了八年。”高建在发言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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