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已95年。

　　时间虽远，伤痕犹在——那些嵌入民族肌理的痛楚，每一次回望都历历如新；而先辈们不屈的脊梁，却因岁月磨洗而愈显巍峨。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柳条湖一声爆炸，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就此发动。

　　那一晚，山河失色，中华民族坠入至暗时刻。

　　但中国人民从未低头。从北大营爱国官兵奋起还击，到中共满洲省委次日发布抗日宣言，东北儿女于白山黑水之间，展开了长达14年的顽强抵抗。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这是历史赋予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定位，更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不可忽视的坐标。

　　95年过去，中国早已告别贫弱，但铭记历史并非沉浸于苦难，而是为了在行进中保持警醒。那些长夜里的坚守、绝境中的赤诚，早已融进民族的血脉，化作一代代人从容应对风雨的底气。

　　又是一年九一八，长鸣的警报声里，铭记既是回望，更是警钟。

　　本期特别报道聚焦九一八作为抗战起点的重大意义，重温白山黑水间的英雄壮歌，从历史深处汲取奔赴未来的力量。

　　愿我们永远铭记：九一八，不只是一段苦难记忆，更是一个民族14年不屈奋起的起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的主题雕塑。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9月的沈阳，秋意已深。位于柳条湖附近的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场重要的展览做最后的布展。展板上，一份泛黄的宣言复制件被郑重展示——那是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布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展板上的一行文字格外醒目：“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率先挺身而出，高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202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正式开展，而在展览启幕的数日前，“九一八抗战爆发95周年学术研讨会”已在辽宁大学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沈阳，围绕这段烽火往事展开深入研讨。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在学术交流的碰撞中，将“九一八”与“抗战”紧密联结的声音，正变得愈加响亮。

　　站在95周年的历史坐标上回望，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一个根本性问题：九一八，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一夜的枪声，从未沉默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一声巨响撕裂了夜的宁静。

　　日军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率人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早已埋伏在附近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在重炮掩护下从西北角和西南角攻入北大营。

　　长期以来，“北大营守军未做抵抗”的说法广为流传，仿佛那一夜中国军人毫无作为。然而，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正在修正这一认知。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研部主任高建详细考证了北大营突围战的细节。她说，在上级“不许抵抗”的命令下，爱国官兵的义愤和血性从未泯灭。日军进犯过程中，北大营爱国官兵从始至终进行了有效抗击，并成功组织了突围战，给日军造成了一定伤亡。

　　“北大营爱国官兵的枪声证明，中国人民的武装抵抗始于1931年9月18日当晚。”高建说，“九一八，不是‘前奏’，而是抗战正史的‘第一章’。”

　　这一夜，沈阳城内的警察队伍也在战斗。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黄显声，率领沈阳警察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无奈寡不敌众，无法阻止沈阳城的陷落，但那些枪声，已经向世界宣告：这片土地上，有人不肯低头。

　　抵抗，从未停止。

　　在长春，宽城子驻地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围攻，孤军苦战。营长傅冠军及多位连长、士兵为国捐躯。南岭兵营的东北军守军坚守营地，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在齐齐哈尔，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头和三间房等地顽强抵抗。江桥抗战期间，日军伤亡逾千人。

　　在哈尔滨，李杜、丁超等将领率部与日军激战。1932年2月4日，部队与进犯敌军激战，抗战官兵“皆死命御敌”。虽然哈尔滨最终陷落，但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抵抗，已经载入史册。

　　辽宁大学焦润明教授在《再论“九一八抗战”》一文中系统梳理了这些战斗：北大营突围战、江桥抗战、锦州保卫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东北军民“极大地消耗了侵华日军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推迟了其侵华战争的进程”。

　　与此同时，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高鹏振在新民姚堡乡沙岭岗子首举义旗。唐聚五在桓仁组建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兵力发展到20万人。至1932年夏天，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约50万人，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

　　这些战斗，已经远远超出“局部抵抗”的范畴。它们共同构成了抗战正史的开篇。

东北抗日联军炸毁的日军军列。

　　一个概念的学术正名

　　长期以来，“九一八事变”是公众最为熟悉的表述。然而，在近年来的抗战史研究中，许多学者开始使用“九一八抗战”这一概念。

　　这并非简单的词语替换，其背后是历史认知的深刻转变。

　　“九一八事变”指的是日本发动侵略的事件本身，其主体是日本侵略者，性质是侵略；“九一八抗战”指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的行动，其主体是中国抗日军民，性质是反侵略。

　　这一概念辨析的核心，是将抗战起点的判定标准从“侵略事件的发生”转向“抵抗行动的开始”。

　　高建在研讨会上深入阐释了这一转变的理论意义：“如果理解为‘九一八事变是起点’，则起点是一个被动承受的事件；如果理解为‘九一八抗战是起点’，则起点是一个主动反抗的行动。”这一转换看似细微，实则根本——它意味着抗战叙事从“被动承受国难”的旧框架，转向“主动奋起抵抗”的新范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在第二天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立即秘密印刷，连夜张贴散发到沈阳的大街小巷。这份宣言，是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受侵略国家发出的第一份正义宣言。它响亮地提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这份宣言严正声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揭露和鞭挞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为东北民众指明了斗争方向。它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使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恐怖阴影下的沈阳乃至东北民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引领下，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相继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建立了磐石、珠河等十余支抗日游击队。1936年2月，各路抗日武装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先后建成11个军。

　　吉林磐石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忠实介绍了磐石在14年抗战中的特殊地位。磐石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磐石赤色游击队，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最早探索和践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磐石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策源地，”王忠实说，“杨靖宇支队，其前身就是在我们磐石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改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汪朝光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的领导作用。他指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使抗联将士能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2方面军部分指战员。

　　从“国难”到“起点”

　　“九一八抗战”概念的确立，与“14年抗战”史观的形成密切相关。

　　1991年，辽宁党史研究室谭毅研究员在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九一八抗战”概念。此后，有关“九一八抗战”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2017年，教育部明文要求中小学教材将“８年抗战”全部改为“14年抗战”，抗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标志着“14年抗战”史观从学术共识上升为国家叙事。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论述为“14年抗战”史观提供了权威依据。

　　“从‘国难’到‘起点’，这一认知的转变，关乎我们如何定义自己：是作为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进入近代史，还是作为一个主动的‘反抗者’开启现代民族国家的觉醒历程。”高建说。

东北军在大虎山设立的防线。

　　让历史告诉未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则从研究现状出发，指出了当前九一八研究存在的不足。他认为，研究阶段不均衡、研究内容分散、研究视野有局限性、研究理论薄弱是主要问题。“我们对于九一八事变还没有构建出一个不同于日本的研究体系来，这个问题值得所有在座学者深思。”他特别强调了东北学者在抗战史研究中的贡献，并期待在九一八百年之际，学界能够推出更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在“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的结尾部分，有一段令人动容的结语：“从九一八事变的蓄谋已久，到14年抗战的血泪交织，展览中的每一份档案、每一张照片、每一件实物，都是不可磨灭的铁证。这些无可辩驳的‘真相’，无一不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更向全世界宣告：真相昭然若揭，历史不容篡改。”

　　九一八，不只是“事变”，更是“抗战”。

　　这一认知的转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时间起点的重新划定。从叙事主体看，它推动抗战叙事从侧重政府作战记录，转向全民、全民族的完整抗战史书写；从叙事逻辑看，它完成了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奋斗”的转变，将抗战的起点和动力源泉归还给人民的自发抵抗；从国际视野看，它完成了从“中国抗战”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起点”的拓展，使中国从“被卷入战争的受害者”转变为“最早奋起抵抗的先行者”。

　　正如高建所说：“‘九一八抗战’的叙事转变，在国际上是争夺历史解释权，在国内是缝合历史记忆。它既不鼓吹复仇，也不回避屈辱，而是将‘苦难’转化为‘抗争的起点’，将‘局部’升华为‘世界的意义’。”

　　站在九一八事变9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在觉醒中凝聚力量，在自强中守护和平。

　　从“国难”到“起点”，从“事变”到“抗战”，这一叙事重构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告诉世界，中国对二战胜利的贡献始于1931年，持续14年，牺牲巨大，不可替代；它也告诉国人，中华民族在最黑暗的时刻尚且能够奋起抵抗，在今天更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走向伟大复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九一八的警钟再次鸣响，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铿锵足音。

本报报道组

责编：杨 旭
审核：叶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