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君

　　看点

　　《那年那信》（增订版）是一部以家书串起的家族记忆档案。敬一丹以“信中信”的结构，记录了76年时光、四代人的1700余封珍藏书信，拼出了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完整精神图谱。其中新增的“这年这信”部分，不仅是家族后代隔着时空的回应与缅怀，也是在敬一丹生命最后阶段完成的代际接力。

　　这本书让普通人的书信被看见、被保存，让一个家庭的琐碎日常成为时代底色的鲜活标本。正因如此，才具有了超越私人记忆的公共意义——它保存的是一个时代普通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是宏大叙事之外最具体、最可靠的民间底稿。当家信成为一本书，“没有忘记，就没有离开”便不再是一句安慰，而是一种可以被触摸的传承方式。

　　家书是对遗忘的抵抗

　　敬一丹说得很直白：“为什么写这本书？我不想忘。”这句话看似朴素，却点中了家书最本质的功能——对遗忘的抵抗。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说：“家书乃进入历史的入口。”他征集民间家书20余年，馆藏达8万余封。在他看来，家书之所以珍贵，因为它“不会说谎”——“写给最亲近人的信，最不可能说假话”。一个人写给母亲的信里“窝头吃了两周”这样一句话，骗不了人，家书是当事人写给亲友的原始档案。

　　《那年那信》正是从这个“入口”进入的。敬一丹家中保存的1700余封信，从1950年父母相识时的严肃情书，到1968年留守少年姐弟的相互扶持，再到知青家书、当兵家书、隔代叮咛信，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民间档案。敬一丹的母亲年过七十将家信选编成册，年过八十仍在给儿孙写信。这种持续数十年的记录自觉，使这些信件的时间跨度几乎与中国当代史同步。

　　新增的“这年这信”部分，让这个“入口”有了回程。敬一丹的女儿晴晴在重读这些家信时写道，30岁时看到的是30岁的姥姥、姥爷，40岁时看到的是40岁的他们，“我跟他们还可以有50岁、60岁的对照”。这种代际之间的“时间对照”，正是家书作为记忆载体最独特的价值：它不只是让你看见过去，还让你在不同年龄反复看见过去。

　　记录历史情境中的日常

　　1972年4月，敬一丹的大弟在家信中写道：“妈妈走了以后，我们包了两次饺子。包饺子的原因是，爸爸说，吃了饺子，我们就不想妈妈了。”

　　这句话，比任何历史教科书都更具体地呈现了“分离”对一个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敬一丹说，这些信“今天看起来写得如此琐碎”，但她“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呈现出来”，因为“更能让人理解那个年代”。这种“琐碎”恰恰构成了家书最独特的价值。敬一丹家中那些记录着粮票、布票、买灯泡经历的信件，记录的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历史情境中的日常生活”。

　　更值得留意的是这些“琐碎”的情感质地。敬一丹的母亲在人生最后的日子写给外孙女的一封信中问，“你们80后可能会说这是情书吗？”然后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就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爱情表白。信的最后一句写着“九月末做出初步总结”，而1951年9月30日，他们结婚了。一封1950年的信，被2026年的孙辈重新阅读，它让“那个年代”变得可以理解、可以共情，而非仅仅是被纪念。

　　1972年8月，17岁的敬一丹在小兴安岭修路，给家里写信说“我们住的宿舍很简陋，听说是用马棚改的”。10天之后，父亲的回信到了。信里没有安慰，更多的是“点拨”：“对于像你这样的青年来说，更重要的是锻炼独立生活，懂得生活……要了解社会，研究社会，做乐观派。”这段父女通信是《那年那信》中最有分量的篇章之一。它的动人之处，不在于“家书抵万金”式的温情，而在于一个离家不久的少女从父亲那里收到的不是庇护，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推出去”——她必须自己站立，但站立的姿势有人示范。

　　敬一丹后来回忆：“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马上回信：‘我日夜盼望的信终于收到了，我是多么高兴啊。’”敬一丹的父亲在信中说“既不脆弱，也不狭隘”，这八个字让处于青春期迷茫的敬一丹变得坚强通透。

　　家庭琐事拼出世间图景

　　敬一丹的母亲整理家信时有一个朴素的信念：“以后，我们可以通过这封信回忆今天。”这句话里有一种珍贵的自觉：记录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未来的回望。张丁在抢救民间家书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正因为是普通百姓，这些家书才是最真实、最生动的历史记忆。在漫长的书信黄金时代，真正撑起它的不是文人书信的精巧修辞，而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写给家人的“流水账”。《那年那信》以一个人的家庭档案，代表了普通人的声音。

　　2026年增订版收录的“这年这信”，让这种“代表”有了回响。敬一丹的女儿、侄辈、孙辈的文字加入其中，形成了一种跨越代际的对话。这种家族内部的“接力”，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文化隐喻：从书信到微信，载体在变，但普通家庭记录日常、传递情感、保存记忆的冲动没有变。敬一丹在书中写道：“白纸黑字，真真切切，有情有爱。是生命的痕迹，是时光的记录。可以看到一个家，又不仅仅是一个家，就像拼图，一个个家庭拼出了世间图景。”

　　当一个家庭把1700封信留了76年，这不只是保存自己的记忆。它是在为那个时代留下底稿——一种由饺子、粮票、修路的苦、恋爱的羞、母亲的针线活共同构成的底稿。当我们读着这些信的时候，读到的不仅是一个家的故事，更是一个国家如何在寻常日子里长出了自己的纹理。

　　敬一丹在2026年6月写下那篇“当家信成为一本书”时，大概已经预感到时间的紧迫。3个月后，她因病逝世，而那些信留了下来。那个写信的人，从未曾离开。

责编：杨 旭
审核：叶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