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官田的中央红军兵工厂修复的枪与炮。 资料图

　　辽沈工业集团展示中心布展进入收尾阶段，展览中的一部分讲述了韩日升、郝希英、刘广臣的故事。 本报记者 田勇 摄

　　本报记者 田勇

　　沈阳大东区正新路，辽沈工业集团展示中心布展进入收尾阶段。记者走进展厅时，灯光刚调好。一块展板上写着三个名字：韩日升、郝希英、刘广臣。

　　1932年秋，三人受中共满洲省委奉天特委派遣，从沈阳秘密启程，远赴江西中央苏区。长征路上，这支兵工队伍一共108人，待到会师陕北，只剩下7人，郝希英便是其中之一。

　　这是长征叙事里属于辽宁独有的印记，在漫长岁月中，长久湮没在史料深处，鲜有人知晓。

　　一行关键记载

　　筹备展示中心时，专家组提出，把这段尘封的兵工往事纳入展陈。中国兵器特能集团庆华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兵工文化专家吉喆告诉记者：“长征队伍里，有来自沈阳的兵工技术人员，知道这段故事的人太少。这一发现，补上了辽宁长征叙事史料的一处空白。”

　　展馆采纳了建议。三个名字正式上墙。名字背后的跋涉，比展板上的文字长得多。

　　在辽沈工业集团工会副主席赫姜令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本《五三工厂志》。书脊已经磨白。他说：“这些年，这本书我翻得最多。”

　　五三工厂是辽沈工业集团的前身之一，源头便是奉天兵工厂——当年国内规模最大的兵工企业。这里不仅制造枪炮，也是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1925年10月，奉天兵工厂秘密建立地下党组织。刘少奇派人在厂区附近开办工人夜校“静远学堂”，周恩来也曾走进工人宿舍，看望这里的党团员。

　　郝希英生于1902年，河北束鹿人。少年时，他在天津工厂做童工，后进入奉天兵工厂成为一名技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2年，郝希英在奉天兵工厂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三工厂志》留下关键记载，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奉天特委作出决定，“派造兵所工人韩日升、刘广臣、郝希英赴江西革命根据地参加兴国官田兵工厂建设。”

　　那时，毛泽东、朱德指挥中央苏区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江西兴国官田组建中央红军兵工厂。工厂初创，设备匮乏，工人更是稀缺。从奉天兵工厂这座号称“东方第一兵工厂”走出的三名辽宁技工，正是苏区急需的骨干力量。

　　一场跨越半个中国的秘密远行，就此开启。

　　从辽宁到赣南

　　辽沈工业集团原厂办主任、厂志总编辑韩玉杰多年深耕考证这段历史。记者采访时，她带来几份文稿。经她梳理确认，三人都是北方人，之前从未踏足南方的崇山峻岭。一路之上，他们既要躲避敌人盘查、冲破层层封锁，还要翻越高山险岭。从东北腹地奔赴赣南苏区，这段路，他们整整走了大半年。

　　郝希英在《一个老兵工的回忆》中，记下闯过封锁线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经过上海、汕头等地，多次摆脱敌人的跟踪，于1932年年末到达闽粤边界地区。要进入苏区，还必须冲破地主豪绅豢养的反动武装——团匪的层层封锁。在经过最后一个团匪哨卡时，天气不好，刮着六七级大风，团匪们都躲在屋子里赌博。我们乘机通过了封锁线，终于进入苏区。”他还写道：“一路上翻山越岭，遇到紧急情况就连夜赶路。刚开始几天实在吃不消。可心中向往中央苏区，饥饿和疲惫，全部抛在了脑后。”

　　历经千难万险抵达瑞金，任弼时、邓颖超专程看望三人，陪同他们参观红军大学。

　　“这三个人到了苏区以后，去的是官田。”韩玉杰介绍，兴国县兴莲乡官田村，就是中央红军兵工厂所在地。

　　官田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被茂密的曲樟林木环绕，地势隐蔽，易守难攻。当年选址于此，正是看中这份天然掩护。只是这里的生产条件和奉天兵工厂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仅有八尺车床、六尺车床各一台，依靠一台五马力汽油机带动全部生产。

　　当地流传的山歌，道尽兵工厂草创时期的艰苦：“三斤毛铁四两钢，拿给铁匠打红枪，举起枪儿打老蒋，穷人要把家来当。”

　　环境简陋，三名东北技工的一腔热忱丝毫没有减弱。郝希英回忆：“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工人，到了工农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区域，深深感到如同进了自己的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哪有工人阶级的天下！”

　　他们带来的不只是过硬的手艺，还有产业工人的纪律与素养。“每天早早上工、很晚收工，一天能工作十一二个小时，生产效率直接提升一倍以上。”吉喆说。

　　韩日升后来担任弹药厂厂长，带领工人完成一批又一批弹药生产任务。郝希英负责枪械维修、子弹复装、手榴弹制作，还开办职工夜校，讲授枪械弹药知识。他留下一句朴实有力的口号：“虚心学，认真学；今日多用脑，战时少流血！”

　　中央红军兵工厂运转两年多，累计配制步枪4万多支、机枪2000多挺、迫击炮100多门，复装子弹40多万发，制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吉喆感慨，每一个冰冷数字的背后，都是工人们不分昼夜赶工的滚烫汗水。

　　一百零八人到七人

　　1934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开启战略转移，兵工厂分三批随军转移。

　　韩玉杰在史料中捕捉到这样的细节：当年10月，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兵工厂编入中央纵队“兴国纵队”。出征之前，兵工战士庄严宣誓：“永远跟党走，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郝希英记下了出征一刻：“出发时是108人，携带一台六尺车床，挑着一些修枪工具和无烟药。”

　　“根据部署，刘广臣与部分战友留在当地开展游击斗争，韩日升、郝希英带领兵工队伍，跟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韩玉杰说，从这一刻起，三人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

　　长征途中，郝希英染上疟疾，身体虚弱，一边行军一边休养，但兵工抢修的任务从未中断。吉喆研读郝希英的回忆文稿，最触动他的，是两件朴素的小事。

　　一件发生在金沙江边。为甩开追兵，郝希英和战友接到命令，需要在一天一夜之内赶赴指定地点。他拖着病体抵达江边时，细雨纷飞，心里只盼着能歇一觉。可当他看到大部队顺利渡江，满身疲惫瞬间消散，等国民党追兵赶到江畔，只捡到红军丢下的破草鞋。郝希英戏称他们是“拣破草鞋的万恶军”。

　　另一件发生在茫茫草地。几名战友挖到蘑菇，生火煮熟分食，不料吃下后接连中毒倒地。好在抢救及时，众人侥幸脱险。红四方面军战友传授经验：煮蘑菇的头锅水要倒掉，换清水二次烹煮方可食用。掌握窍门后，大家才敢再次采蘑菇充饥。

　　吉喆反复研究这段文字，感触很深：“金沙江边那句戏称，是苦到极致依然保有乐观的底气；草地中毒死里逃生，依旧继续向前，这是绝境之中不屈的韧劲。郝希英的文字没有华丽豪言，字里行间，全是理想信念。”

　　长征路上，这样的坚韧与乐观时时可见，但牺牲也如影随形。红军进驻遵义，他们在一座大庙里搭起简易工棚，坚持修械生产。遵义会议之后不久，韩日升、郝希英带领几名兵工战士，挑着简易工具从茅台镇向北进发，途中遭遇敌机轰炸。韩日升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当初出征的108名兵工战士，最终只剩下7人，郝希英是其中之一。

　　斯诺见到了他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专门记述了吴起镇兵工厂的探访经历。陪同他参观的厂长，书中记作“何锡阳”（音译），正是郝希英。

　　抵达陕北之后，党组织整合各处零散兵工生产力量，在安定县十里铺重建红军兵工厂，郝希英出任厂长。

　　1936年8月底，埃德加·斯诺在吴起镇停留三日。郝希英陪同他走访窑洞车间，与一线工人交谈。斯诺在书中写下见闻：“我在这里看到有100多个工人在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火药、手枪、小炮弹和枪弹，还有少数农具。修理车间则在修复成排的步枪、机枪、自动步枪、轻机关枪。”斯诺专门记录这位厂长：“兵工厂厂长何锡阳带我参观了好几个窑洞，介绍他的工人，把他们和他本人的一些情况告诉我。”

　　这名从沈阳走出的技工，就此被写进这部享誉世界的纪实经典。

　　韩日升永远留在长征路上；刘广臣下落不明；郝希英走到陕北，接续起三位兵工人未竟的理想。此后，他奔赴太行建设军工。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接管鞍钢、担任鞍钢厂长，又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赴四川投身建设。1966年4月，郝希英病逝。他这一生，本身就是一场漫长远征。

　　“长征路上，兵工战士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机床工具，更是理想信念的火种。”韩玉杰说。从奉天兵工厂到官田兵工厂，从长征流动修械队到延安窑洞车间，再到太行山军工基地，这支自沈阳启程的队伍，将技术报国的基因熔铸进人民兵工的血脉之中。如今，辽沈工业集团的生产线依旧机器轰鸣。车间里忙碌的工人，或许并不知晓，90多年前，三位先辈从这片土地秘密出发，跋涉万水千山。

　　历史的寻访仍在继续。韩日升牺牲的具体地点、安葬之处，刘广臣留在南方游击区之后的踪迹，还有更多细节，等待档案发掘、史料考证。

　　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故事早已广为传颂，但仍有如韩日升、郝希英、刘广臣这样的“战士”，属于他们的远征，才刚刚走出史料深处，走进公众视野。

　　展板上的三个名字很短，却连着一段走了90多年的路——从奉天兵工厂的车间，到官田的厂房，到长征路上的流动修械队，再到今天机器轰鸣的生产线。有人壮烈地倒在征途上，也有人把一生走成了一场长征。

　　这条路，至今没有走完。

　　在长征的伟大史诗中，每一个名字，都应当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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